当前经营压力大、法人治理亟待优化、并购重组机制尚不完善以及法律与监管制度缺失，是影响农信社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文章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后得出以下对策建议：激发农信社改革与发展的内生动力、强化农信社系统法人治理机制、建立多措并举的防风化险机制以及构建能适应农信社改革与发展需求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监管制度。

  长期以来，作为县域金融市场的主力军，农村信用社系统（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在缓解普惠金融群体融资需求、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和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新一轮农信社改革步伐加快，一系列隐性风险逐渐浮出水面，农信社机构也面临着经营压力陡增、法人治理结构亟待优化、并购重组机制尚不完善等诸多困境，这对农信社发展构成潜在威胁。因此，本文对农信社改革与发展现在的状况进行深度剖析，梳理有一定的问题，以此为再造农村金融体系提出解决方案。

  农信社系统改革取得突破进展。自2003年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以来，农信社在政策支持下因地制宜进行股份制改革。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农村中小银行监管司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末，全国共有农村中小银行3736家，其中农信社2086家、村镇银行1620家。与此同时，随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股份制改革的完成，多个省份和地区结合当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信社真实的情况，先后陆续成立浙江农商联合银行、辽宁农商行、河南农商联合银行、山西农商联合银行等，可见省联社改革也迈出坚实步伐，改革模式渐露真容。

  另外，随着近年来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疲弱，优质贷款资产稀缺，农信机构资产质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大，化解不良、防控风险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农信社“抱团取暖”趋势明显，慢慢的变多的农信社尝试通过“抱团取暖”方式设立地市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化解风险。例如2022年9月开业揭牌的哈尔滨农商行，由哈尔滨市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三区农信社合并组建而成，并代为管理辖内9个县（区）的农信社，以此化解吸收不良资产；深圳农商行与广东省内惠来、海丰、博罗等基础较差、亟待增资扩股的农商行通过以股权为纽带的“帮扶”，形成农商银行集团，以此化解风险。

  农信社系统业务发展持续向好。随着农信社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农信社系统业务发展不断向好。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资产负债规模保持增长，受资产端治理和防范资金空转以及负债端整顿手工补息影响，全国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增速有所放缓。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全国农村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金额分别为5.70万亿元和5.29万亿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4.49%和4.47%。从信贷资产质量情况看，受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影响，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一下子就下降，信贷资产质量有所上升。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为3.14%，较上年末下降0.20个百分点。从拨备情况去看，2024年上半年，农商行贷款减值准备规模较上年末有所增长，拨备覆盖率小幅提升。

  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全国农商行拨备覆盖143.14%，较上年末上升8.77个百分点。随着中小银行专项债发行量的增加，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企稳回升。2024年二季度末，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3.08%，回升1.125个百分点。考虑到关注类贷款占比有所上升，信贷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未来农商行整体资产质量变动情况仍须关注。在盈利能力方面，尽管受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滑影响，但农商行净利润依然延续增长态势，同比增长5.92%。受贷款定价下降和居民存款定期化拉高负债成本影响，农商行资产利润率呈下降态势。2024年二季度末，农商行资产利润率为0.645%，同比下降0.022个百分点，降幅小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因为农商行净利润增速整体高于其他两类银行，在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背景下，农商行具有资产结构中金融投资占比较大的优势。受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和居民存款定期化及长期化拉高负债成本影响，2024年二季度末，农商行净息差为1.72%，同比下降0.0016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农商行净息差将继续收窄。

  一是金融理财产品创新不足。受省联社管理体制的长期约束与束缚，农信社系统多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为主导，缺乏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盈利增长点，这种高度集中的业务结构不仅限制了农信社的抗风险能力，也影响了其服务质量。另外，受内部资源、技术能力和市场环境等因素限制，农信社系统推出的创新性金融理财产品多以吸纳、移植同业的金融产品为主，这样的产品同质化现象导致产品黏性不强，难以吸引和留住客户。

  二是市场竞争压力增大。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国有大行凭借其资本实力和业务网络优势，以一种看似“简单粗暴”实则策略性的低利率手段，激烈争夺着县域金融市场中最为优质的客户资源，这使得长期扎根在县域市场的农信社系统的生存空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缩。另外，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以及农业产业的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这一变化不仅使农户的金融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让部分机构面临着农村业务逐渐趋于饱和的生存发展危机。

  三是数字化转型较为滞后。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受自身规模限制、技术积累不足和人才储备匮乏等方面的限制，多数县域的单一“小法人”机构应对金融科技挑战能力不够，难以独自付出高昂成本来满足数字化转型所需的科技专业人才和复杂技术升级与改进要求，而只可以通过依靠省联社和转型为农商联合银行的“人”平台或引入外部专业机构与技术团队来持续推动业务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农信社系统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马太效应”不断加剧。

  四是高级管理人才力量不足。因薪资待遇、职业发展机会与大型金融机构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农信社系统的高级管理人才主要来自于内部晋升或本土培养，外部引进的很少，虽然这些人才对本地市场的经济环境、市场状况和客户的真实需求了解较为深入，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新兴业务需求时可能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农信社人才引进机制十分封闭，一些优秀的外部人才难以进入，这限制了新理念、新技术的引入。

  一是尽管农信社系统在改革中按照规定性动作搭建了完整的治理架构，但受地缘、历史等因素限制，其法人治理仍存在“形似神异”的问题，“三会一层”的职责划分存在模糊地带，多数事项仍由董事长“一言堂”，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严重，加之所引入的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所具备的履职能力与理想状态存在比较大差距，这会影响治理效果。

  二是股权结构不合理。一方面，部分农信社机构股权过于分散、小股东较多，股东大会难以形成有效决策；另一方面，农信社机构对大股东资格审核不够严格，部分大股东入股前通过粉饰报表、隐瞒关联交易获得入股资格，且在入股后分红思想较重，利用控股地位影响农信社机构自主经营，这会影响履行好支农支小的使命。

  三是外部治理机制有待完善。在当前管理模式下，无论是省联社还是改制后的省级联合银行，其对基层或下辖农信社机构的高管任命、员工招聘、费用控制等方面不仅拥有较大话语权，而且干预也比较大，这会影响农信社机构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四是外部战略投资者严重不足。在省联社改为省级农商行或联合银行的过程中，需要引入大量外部战略投资者入股才能够有效弥补业务扩张、风险提升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所需的资金缺口。但由于农村金融投资市场比较封闭，许多潜在战略投资者没机会介入省级农商行或联合银行。即便有机会介入，也会基于风险高、投资回报低的审慎考量而表现出较低投资的意愿......‍‍‍‍‍‍

  本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效果研究”[23FGLB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远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金融与发展”[DF2023YS28]的阶段性成果。